公元前四世纪，商鞅在偏远弱小的秦国主持变法，前后长达二十年，造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他的治国思想中有强烈的反智、愚民和好战的特征。

商鞅对商人阶层不但毫无感情，而且视之为仇雠。在他当国之时，国家管制了“山泽之利”（矿山开发）、粮食买卖和旅店经营，自由商人几乎被消灭。同时，他对知识分子也非常仇视，他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在《农战》一文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这些人存在，敌人来到，一定打败仗，敌人不来，则一定很贫穷。把这些人赶走，敌人不敢来，来了也会被打败。去讨伐别国，一定能战胜，不去讨伐，则一定能富足。”

...

有人说波旁皇族什么都没忘记，也什么都没学会。同样的评价完全可以套用到今天的一些当代凯恩斯主义者身上。他们不能也永远不会忘记美国上世纪30年代犯下的政策错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 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被当代凯恩斯主义者奉为圣经，但对于这部著作面世以来经济理论界所发生的一切，他们似乎从中什么都没有学到。

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国保持了市场的开放。2008年末，我们推出了规模为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方案，同时启动了对信息通信技术、物流以及设备制造等领域进行再调整的计划。各企业一直遵循严格的招标规定，确保为所有企业（不管是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在2009年的12439项机电产品采购招标中，55%流向了外资企业。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各种重大挑战，中国坚持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一揽子计划，有针对性地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国民经济继续朝着宏观调控的预期方向发展。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夏粮再获好收成，投资消费增长趋于协调，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节能减排和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效，改革开放积极推进，就业持续增加，人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经济社会发展态势总体良好。

正是这样的一些局面考验着中国政府的神经。随着中国经济今年早些时候呈现出过热的风险，中国政府正努力逐渐给经济降温。

降温主要策略之一是将投机者赶出房地产市场，而这正是通州楼盘销售降至冰点的原因。

中国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政府采购协议》(GPA)提交提议之举，被视为北京方面试图阻止贸易伙伴和外国企业不断高涨的批评声音。这些贸易伙伴和外企称，中国经济不断繁荣发展，但它们却被挡在大片经济领域之外。

一些全球最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包括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西门子(Siemens)和巴斯夫(BASF)，最近纷纷对中国的商业和投资环境提出批评。

不过，这位著名英国基金经理却毫不担忧——而且不仅仅是因为其资产组合中大多数是在香港或其它海外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公司。

波顿认为，上证综指今年会大幅反弹，困扰内地投资者的悲观情绪，仅仅是又一个表明现在正是买入时机的信号。